编者按：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，河南农大为进一步营造喜庆的氛围，凝聚全校师生奋进力量，充分展现新中国成立以来，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，学校事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，发挥身边人身边事的教育作用，坚持小切口反映大时代、小故事反映大主题，特别开展了“我和我的祖国”主题宣传报道活动，希冀以此讲好农大好故事，传播农大好声音。今天专题报道推出第十九期：《王泽霖：小疫苗 大产业 小角度 大变化》。

回顾这一生，我个人的成长过程跟国家逐渐的繁荣昌盛紧密相随。我的工作主要是动物疫苗的研发和生产，从小小疫苗几十年来的变化，我目睹了神州大地在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发生的巨大变化。我切身感受到，没有国，哪有家；没有国家的强大，哪来个人的成长。这个时代给我提供了成长的条件和空间，这个社会为我提供了给养，身在这样一个幸福的时代、昂扬的社会，我现在能做的事情就是贡献余热，感谢国家、感谢学校。

创业艰难百战多

1942年，我出生在苏州。1967年，从北京农业大学兽医专业毕业后，离校到天津农场部队工作。1969年，我到山西临汾西郭钢厂锻炼；1970年，转到山西临汾地区兽医院从事兽医工作。1977年，我考取南京农大传染病专业硕士研究生，成为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批研究生，1982到1983年，我在山西农大牧医系任教。1984年初，调入我们河南农大工作，这一干就是几十年。

初到我们学校时，正值改革初期，社会各项事业蓬勃发展，集约化养殖业兴起、国际贸易增加。随之而来的是新城疫等老病频繁暴发，禽流感、法氏囊病等新病相继传入并迅速蔓延，造成家禽大批死亡，严重危及我国养禽业发展。生产上急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，而地方高校科研经费严重不足，仪器设备十分落后，学科建设远落后于生产、科研的需要。

王泽霖极其团队获颁国家科技进步大奖，载誉归来

国家需要就是我们的努力方向，即使条件简陋，也要拼命去干，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。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我带领同事自筹资金，创立禽病研究所，走出了一条以服务生产促教学科研，以教学科研提升服务能力的良性循环之路。

为了创建禽病研究所，我过上了“24小时连轴转”的日子：一边给学生上课，下了课就赶到门诊进行禽病诊疗，间隙安排时间对养殖技术员开展培训，研究生的培养也一点儿没落下。就这样，1985年到1995年期间，通过办班、禽病诊疗、化验、为农村养殖户服务等形式，禽病所积累资金400多万，盖起两座实验楼，购买了当时很是先进的高速离心机、超速离心机、冻干机等仪器设备，为后续改善研究生培养条件、生产条件和科研教学条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1995年，学校禽病研究所正式挂牌成立，我与学校签订租赁协议，禽病所实行经济独立、自主经营、自负盈亏。这样就将科学研究与产品开发结合起来，实现自我积累、滚动发展，既解决了科研经费不足、人才培养模式单一的问题，又使相应的科研、教学能力得到了很大提高。

东风拂来凯歌奏

回首几十年的风风雨雨，我感到当教师搞科研最重要的就是要坚守，最幸福的就是解决了生产难题，最高兴的就是为国家发展做出了贡献。我深知只有深入生产第一线，了解生产实际状况，洞察生产的急需，才能发现问题、提出问题，正确选题。因此，我把重大禽病防控研究作为毕生的事业埋头苦干。

2002至2015年期间，陆续获得多个专利和新药证书，其中2002-2003年一次性获新兽药证书5项。2004年，5个新兽药证书转让给企业，获得转让费500万。大受鼓舞的我也一鼓作气，在2005年-2015年再获发明专利3项、新兽药注册证书7个，新法二联、新支法三联、新支减法四联等多种浓缩灭活联苗产品在全国10多家著名生物制品厂规模化生产，成果转化率100%。一时间人人皆知“河南农大有个王泽霖”。养殖户、药厂经销商、行业学者闻讯而来，络绎不绝。这更让我意识到创造性或者创新的重要性，任何一点科研的创新都会生产带来巨大的利益，创新是活力、是推动生产和社会进步的真正动力，也是我们民族发展的希望所在。人生很短暂，在有限的人生中要做成几件事，最重要的就要看准，要抓一个准一个，抓一个成功一个。而我尤其高兴的是，这些新技术的研发，打破了国外疫苗的市场垄断，降低我了我们国家相关产业的生产成本，提升了产品效率，算是为国家发展做出了自己的一点贡献。

王泽霖科研成果转化引起强烈社会反响

2005年后，国家不再允许没有正规GMP厂房的小单位自行制苗、销售。因此，禽病所除完成教学任务外，继续从事研究生培养和科学研究工作，指导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。从这个禽病研究所里先后走出张龙现、菅复春、陈红英等如今学院骨干、国内闻名的行业大家。同时，我和同事每年还多次外出讲学，与养殖厂和生物药厂开展广泛合作，继续从事禽病和生物制品的研究。坚持科研要与教育结合、与生产结合，积极推广科研成果，我每年行程数万里，几年来办学习班、做报告数百次，但我从不觉得累，只要能够为国家做贡献，我就觉得快乐无比。

躬身一线践党恩

回顾我这一生，我个人的成长过程跟国家的繁荣昌盛是紧密相随的。1949年，我已经七八岁了。当年的4月份，当时的我听着苏州城外的枪炮声，第二天苏州就解放了。那时的我年纪小，不明所以，但有一幕至今仍印象深刻。苏州城解放的那一天，早上打开家门，才发现很多解放军怕打扰大家，就睡在路边、屋檐下。然后，很快就有很多老百姓扭秧歌热烈欢迎解放军，庆祝苏州解放。

到了1949年10月份，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，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。紧接着就是抗美援朝，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。后来，“三反五反”、土地改革、工商业改造、长江大桥建成、“两弹一星”上天，伴随着这些至今想起仍激动不已的时刻，我也快速成长。想一想，在当时那个艰苦的条件下，产生这么多奇迹，觉得真是自豪啊！

王泽霖获颁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并在学校座谈会上发言

1977年，高考恢复。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，拨乱反正，粉碎四人帮，确定了我们党的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。我们国家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时代，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跨越。举个例子，1970年时，我们国家GDP3000多亿，到了2010年，翻翻资料，已经到了40万亿。真的是从站起来到富起来了。

2012年，党的十八大召开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举旗定向、谋篇布局，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攻坚克难、砥砺奋进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全方位开创性的历史性成就，发生了深层次根本性的历史性变革。我们更多普通人的获得感增强了，幸福感增强了，这可不简单啊！这段时间里，“一带一路”为沿线国家也带来了经济发展，我们的国际威望大大提高，中国在世界占有了一片天。所以当看到这一切，我们感到无穷的欣慰，因为我见证了这一切，我们国家确实不简单。

王泽霖与青年教师交流工作

我身在这样一个社会，是时代给我们提供了条件、提供了空间，是这个社会为我们创造了条件。对我而言，正是由于改革开放，才考取了文革后的第一批研究生，有了学习的好机会，这恰恰奠定了我从事此项研究的理论基础。感谢这个好时代，给了我们个人施展才华的发展空间，感恩我工作的单位——河南农业大学，正是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，我们才能在短时间内有如此迅速的发展。

1995年，禽病研究所成立。按照我与学校签署的协议，是禽病所实行经济独立、自主经营、自负盈亏，除完成学校按排的各项教学任务外每年向学校交纳20万元租赁费。20万，放在90年代还是一笔较大的数字，有人向我爱人王五梅老师建议，周边的空地那么多，为啥非要建在学校，建在外面不就不用交租赁费了吗？爱人试探性地向我提了提，我当时就清楚地说：“我就是学校的，我要跟着学校干。”为啥，因为我感恩这个国家，感恩这个时代，感恩这个学校。　

现在我老了，看到老百姓整天喜气洋洋，不花一分钱就能领到老年卡，用的时候也只要“刷”一下就行，这是多么好的福利！所以，我从内心替老百姓高兴，替老百姓感谢这个社会，感谢政府，感谢我们党。正是怀着这样的初心，我希望将一生科研成果转让和横向合作的收益总账8000多万元全部捐赠出来，用于我校P3实验室建设。P3实验室对于河南农大有关学科的发展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，我希望尽快将这笔资金用到它需要的地方去，发挥它应有的作用。同时，我还希望将两个企业十二年销售额8%的分成款捐赠出去，设立科研创新基金，以此激励更多的年轻老师，不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，在农业发展的领域闯出新路子，做出新贡献。

我已经年近八旬，为了调查生产一线的情况，现在还要跑东跑西，有时也觉得很累，但当看到自己的研究成果能被群众接受，能给生产带来效益时，就感到十分欣慰，就有一种成就感、幸福感。之所以这样做，就是一种事业的责任感，一种时代的使命感使然，事业心和责任感是我们克服困难，努力进取，勇往直前的动力和支柱，也是对祖国最好的回报。

个人简介：王泽霖，男，1942年1月出生，江苏苏州人，国家二级教授，博士生导师，曾任农业部禽流感诊断专家、河南农业大学畜禽研究所所长，河南省政府参事。发表论文80多篇，获专利3项，新药证书12个，获河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2次，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次，1993年被评为全国教学系统劳动模范并授予人民教师奖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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